橫斷山脈深處，茶馬古道路上，藏著一座明代古城，城中現(xiàn)存21個明代院落、146個清代院落以及500余民國院落，是中國西南一處鮮為人知的古院落群，諸如“四合院”“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等院落，在這里是尋常見。

大明崇禎十二年（1639）二月，著名地理學(xué)家、旅行家徐霞客由麗江經(jīng)鶴慶，于二月十四日上午來到劍川古城。早春云貴高原的風(fēng)還帶著寒意，邁過清冽的護城河，走過伽藍(lán)橋，徐霞客把行李寄放在北門街楊貢生家中（府、州、縣秀才中成績優(yōu)異升入國子監(jiān)者，稱為貢生）。北門街是劍川古城的商業(yè)街，往來不絕的商賈從馬背上卸下一提提普洱茶，衣衫襤褸的鹽工在街邊歇腳打尖，茶、鹽之利，馬幫不歇氣的腳步，轉(zhuǎn)來了這個茶馬古道小城的繁華。

2017年初春，我循著徐霞客的足跡來到劍川古城北門街，三百多年來，這條街的名字并未曾改變。叩響北門街27號的木門，楊德綬大爺把我領(lǐng)進后院，這便是當(dāng)年徐霞客住過的楊家大院！大院修建于明萬歷十年（1582），兩層五間樓，重檐歇山頂，穿斗式結(jié)構(gòu)，連格子門、梅花形木窗都是明代原作。楊德綬是楊貢生后人，他說，楊家大院本來還有門樓與臨街的商鋪，1949年劍川城中突發(fā)火災(zāi)，門樓與商鋪均在大火中被毀，楊家人在原址蓋上磚瓦房，里面的五間樓一直留了下來。

說起徐霞客，楊德綬打開了話匣子，他指著堂屋的楹聯(lián)說：“‘高樓著五間曾聞漆條弊身朱衣點額 故里傳二事鄉(xiāng)譽宏祖訪友紹仁謝師’”，這里的‘宏祖訪友’，便是徐霞客拜會楊貢生的故事了，在楊貢生介紹下，他游歷了金華山、滿賢林等名勝”。五間樓堂屋公用，閣樓供奉祖先靈位，其他四間分給了四家人，楊德綬堅信，他住的那間便是徐霞客曾經(jīng)借宿過的，他的床頭有兩本翻得破破爛爛的《徐霞客游記》，這是他平生最得意的談資。

劍川地處滇西北橫斷山脈中段，金沙江、瀾滄江、怒江三江并流自然保護區(qū)東南部，歷來是滇西北重要門戶。史料記載，劍川曾在唐朝、宋朝、明朝時建過三座城池，分別位于甸南上下登、甸南西湖村以及縣城中的柳龍沖。柳龍沖背靠金華山，前臨劍湖，左臨永豐河，風(fēng)水極佳，《陽宅十書》說，“凡宅左有流水謂之青龍，右有長道謂之白虎，前有夸池謂之朱雀，后有丘陵謂之玄武，為最貴也。”劍川古城從建城之初，便按照中國傳統(tǒng)的街巷閭里布局，并在四周修筑城墻，這項龐大的工程直到明崇禎十六年（1643）方才竣工。伴隨著城池的修建，城中院落也次第出現(xiàn)，早期院落大多是官宦人家的宅第，何可及故居便是其中頗具代表性的一處。

何可及故居隱藏在西門街一條狹窄的巷道中，我來到這里時，夕陽撒在古樸的門樓上，將一朵朵斗拱染成金黃色，門樓飛檐上翹，如同一只張開雙翅的雄鷹，明朝曾規(guī)定庶民廬舍禁用斗栱，僅有官宦人家才可使用。院子里，何月珠正在廚房做菜，她熟練地將肉丸子丟進滾燙的鍋中，再鋪上一層蘿卜絲，香味很快彌漫了整個院子。66歲的何月珠是何可及后人，自打出生起便生活在這四合院中，在她20歲那年，鄰街的蔡泳生入贅到何家。日子平靜安寧，只有當(dāng)外人慕名而來之時，何月珠的話才多起來，她一講就是半天，祖先的故事伴隨著她抑揚頓挫的語調(diào)在院子里跳躍著。

何可及是劍川三家村人，雖出身寒微，卻天資聰慧，歷經(jīng)數(shù)十載的寒窗苦讀，終在萬歷四十七年（1619）中得進士，任河南涉縣縣令，后主持疏理漳河工程，有河工淘得秦代玉璽，何可及獻于明熹宗，遂擢升為陜西道御史，在任頗有美譽，升任太仆寺卿。何可及為官之時，正值閹黨魏忠賢當(dāng)權(quán)，崇禎三年（1630），受魏忠賢事件牽連，何可及被削奪官職，返回老家劍川，從此再不過問政治，在金華山南麓開設(shè)私塾，以傳道授業(yè)為任。相傳何可及年少時以文采自負(fù)，進京趕考之前曾寫下“何人不中何人中，不中何人中何人”之句，這句話被何家人作為祖訓(xùn)代代相傳。

何可及故居修建于明天啟元年至天啟三年間（1621—1623），此時的何可及進士及第，可謂春風(fēng)得意，走出劍川的他來到京師，將這北方的建筑形式帶回故里。不同的是，北方冬季寒風(fēng)凜冽，四合院多為平房，而何可及故居則是兩層小樓，這是源于云南溫暖濕潤氣候的革新。歷史上的劍川雖偏安西南一隅，卻并不封閉，茶馬古道既運輸財富，也傳播文化，將劍川與巴蜀、中原乃至遙遠(yuǎn)的南亞、中亞聯(lián)系起來。

劍川現(xiàn)存明代院落21個，除了楊家大院、何可及故居，保存完好者還有趙將軍第、張將軍第、陳氏宅院等等，上營盤巷里的趙將軍第是明代戍守劍川將領(lǐng)的私宅，故院子里專門設(shè)立了馬廄。這些院落秉承了明代建筑大氣、渾厚的特點，典雅穩(wěn)重、樸實無華，屋頂上的筒瓦多是明代舊物，瓦當(dāng)上雕有飛龍、虎頭、荷花、八卦陰陽魚圖案，青苔爬在上面，和時間一起模糊了它們的影子。

時至清代，劍川古城的布局日漸完善，康熙《劍川州志》記載，古城“周三里三分，高一丈六尺，厚一丈二尺，磚垛石墻。垛口一千三百二十七，濠寬八尺，深五尺，城內(nèi)馳道寬一丈，城外馳道寬一丈二尺”，設(shè)有嘉慶、拱日、金龍、拱及四道城門，出于風(fēng)水的考慮，城門位置有意相錯；城內(nèi)道路以南門街、西門街、北門街、早街為主，兩側(cè)巷道曲徑通幽，院落鱗次櫛比，這些街巷全部用“丁”字銜接，避免直來直往泄了風(fēng)水。

在南門街忠義巷，我向路邊曬太陽的老人打聽三蘇院，他們說，你一直走，門樓最大、最漂亮的就是。三蘇院門樓的枋頭業(yè)已殘破，上面的瓦當(dāng)也是七零八落，兩側(cè)的蝎子形屋脊卻保存完好，飛檐沖天，滴水含翠。門樓是白族民居的標(biāo)志性建筑，也是院落的臉面，白族人對門樓格外重視。關(guān)于門樓，清人姚承祖在《營造法原》中說，“凡門頭上施數(shù)重磚砌之枋，或加牌科（斗拱）等裝飾，上覆以屋面，而其高度超過兩旁之塞口墻者”。門樓分出角式與平頭式兩種，官宦人家的門樓為出角式，比如何可及故居；普通百姓的門樓多為平頭式，比如眼前的三蘇院，這也是劍川古城最常見的門樓。

三蘇院始建于清同治年間，是美術(shù)評論家蘇民生、體育學(xué)家蘇競存、核物理學(xué)家蘇峙鑫故居，一進三院，由北院、中院、南院構(gòu)成，北院、中院為四合院，南院為“三坊一照壁”，這是清代白族民居的經(jīng)典樣式。“三坊一照壁”由三棟兩層木樓與照壁圍成，正中的樓房略高，和兩側(cè)廂房相交處各有一個漏角天井，組合成一大二小三個院落。

照壁是中國傳統(tǒng)建筑內(nèi)外的裝飾性壁面，它立在大門內(nèi)外，起到屏障院門、分隔建筑空間的作用，白族照壁有“獨腳式”“三滴水式”兩種樣式，“獨腳”照壁又稱一字平照壁；“三滴水”照壁分成三段，中間較高，左右兩段大小對稱，形似牌坊。白族的照壁往往上書“清白傳家”“耕讀世家”“青蓮遺風(fēng)”“三槐及第”“南詔宰輔”等等，根據(jù)這些文字往往可以判斷主人姓氏，比如“青蓮遺風(fēng)”為李姓，“南詔宰輔”為董姓，因董姓始祖曾任為南詔國清平官。

三蘇院南院早已沒人居住了，蜘蛛在窗欞上織上一層又一層的網(wǎng)，將這座古老的院落封存在歲月中，院子里的雜草青了枯，枯了又青，將照壁的臺基遮得嚴(yán)嚴(yán)實實，我撥開茂盛的雜草，臺基上的石雕露了出來——鹿含仙草、鳳棲牡丹、麒麟回首、蓮生池塘。

南門街的三蘇院走向了破敗，西門街的何家大院卻是人情味十足。清晨，何慚早早地起身，套起白大褂，走到臥室旁的小天井，小天井里放著幾個白色大桶，何慚打開其中一個，捏出一點嘗了嘗，皺起了眉頭，這桶新做的豆瓣醬還不夠入味，看來還得釀幾天。爾后，他又走到西邊的小天井里，將紅辣椒洗干凈，用菜刀剁碎，這是做辣椒醬的必備工序，他被辣得滿臉通紅，豆大的汗珠順著額頭滾下來。

說起來，何慚也是何可及后人。清同治年間，何家子孫何錦在劍川古城早街創(chuàng)辦“同興號”，刻印《三字經(jīng)》《詩經(jīng)》《千家詩》，行銷滇中。有了積蓄后，何錦在七曲巷營建宅第，院落為“四合五天井”，這也是清代劍川民居常見的布局。“四合五天井”由四棟二層木樓構(gòu)成，中間圍成大天井，四角各有個小天井。何家大院代代相傳，傳至何慚已是第8代了，他平日里喜歡打理祖屋，天井里擺放著各地收集來的石獅、石龍，花壇里的櫻花、梨花、桃花姹紫嫣紅。何慚還把劍川古代文人給祖上寫的楹聯(lián)刻在木板上：“意而來有故人念 霜壓瘦梅花欲開”“遠(yuǎn)山高過天 斜月低于樹”。傳到何慚手里的，不僅是這個三百多年歷史的院落，還有詩意與氣度。

西門街2號魯將軍府，清代曾出過兩任震威將軍、建威將軍，民國時還走出了國民黨第九戰(zhàn)區(qū)司令官、58軍軍長魯元。魯將軍府建于清嘉慶年間，由南院的“三坊一照壁”與北院的“四合五天井”組成，北院中堂的格子門是中國少見的“百福百壽門”，工匠在門上雕出一枚枚印章大小的木雕，上刻百余個不同字體的“福”或“壽”?，F(xiàn)代書法作品中常有“百福圖”“百壽圖”，沒想到劍川的院落中居然藏著木頭雕成的“百福圖”“百壽圖”。

西門街是古城保存最完好的古街，劍川歷史上的士大夫與名人大多居住在此街，書香味十足。陪同我的張笑老先生是《劍川縣志》的編纂者，對劍川歷史了如指掌，他說，西門街的路面由青石板分左、中、右三條，老年人、小孩子、讀書人走正中這條，其他三教九流只能走兩邊。歷史上的白族雖生活在西南一隅，卻知書達理，耕讀傳家，仰慕中原文化，庭院、天井、楹聯(lián)、照壁……我眼前的西門街，似乎與我曾走過的江蘇、江西、安徽的院落一樣，流淌著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血脈與詩意。

從明代開始，劍川古城院落的修建就未停止過，并在民國年間走向了鼎盛，這是經(jīng)濟、風(fēng)俗、手藝等諸多要素決定的。首先，劍川是茶馬古道重鎮(zhèn)，境內(nèi)又盛產(chǎn)食鹽，馬幫往來，商業(yè)繁榮，百姓手里多有盈余；其次，白族院落除了居住，還是身份與地位的象征，民間有“六六三十六，起房和蓋屋”的說法，如果到了三十六歲尚沒有像樣的住宅，便被鄉(xiāng)鄰瞧不起，因此白族人都以修建宅第為人生的頭等大事；再次，劍川以出產(chǎn)木匠聞名，“滇之七十余州縣及鄰滇之黔、川等省，善規(guī)矩斧鑿者，隨地皆劍民”，自然也促成了院落的興起。

1949年后，劍川古城中的許多院落分給了貧農(nóng)、中農(nóng)，原本在院子里生活的家族被迫卷鋪蓋離開，抑或是分出多余的房間。許多院落中至今還生活著幾家不同姓的人家，比如西門外街7號大院，就住著陳、胡、董三姓。1952年，劍川古城的城墻及其上的譙樓被拆除，這項浩大的工程持續(xù)了數(shù)月之久，拆下來的城墻磚沒地方丟，就敲碎了填地基，或是砌豬圈、圍墻。每年農(nóng)歷三月初三是古城的城隍會，以往一到這個日子，城樓、城墻張燈結(jié)彩，人們手里提著各式各樣的燈在古城上游走，很是熱鬧，城墻拆了之后，再也沒有這種景象了。

也就是在此時，茶馬古道日漸荒廢，古城里許久看不到馬幫的痕跡了，那些出手闊綽的商賈也有日子不來了，一問才知道，西藏也開始種茶葉了，到西藏的公路也開通了。與茶馬古道上的諸多古驛站一樣，劍川古城漸漸走向了衰落，古老的院落開始傾頹，雕花腐朽，院墻也斑駁不堪。“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劍川人以種地與木工為生，是云南有名的貧困縣，不過，在中國其他地方的老建筑紛紛被拆除之時，它反而因為貧窮、偏僻，保存了一份寧靜，這或許也是古城能保存下來的原因。”張笑說。

這份寧靜到了上世紀(jì)90年代也被打破，改革開放后，許多人家手里有了積蓄，于是拆掉祖宅，修建起一座座現(xiàn)代樓房，一家、二家、三家……站在金華山上，張笑指著腳下的古城說，小時候，從這里看下去，青瓦屋頂一片連著一片，如今，越來越多的現(xiàn)代樓房夾雜在其中，現(xiàn)代人追求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本無可厚非，如果以破壞古城為代價，未免太令人痛心。從上世紀(jì)90年代開始，張笑一直為此積極奔走，在他努力下，劍川縣政府系統(tǒng)統(tǒng)計了古城中的院落數(shù)目，并在明、清院落門楣掛上黃色銘牌，禁止肆意拆除、毀壞。2001年，劍川縣沙溪古鎮(zhèn)入選世界瀕危建筑保護名錄，瑞士工業(yè)大學(xué)著手對古鎮(zhèn)進行恢復(fù)，專家組慕名來到劍川古城，為數(shù)眾多的院落同樣令他們贊嘆這是中國古民居的寶庫。

在撰寫劍川古城的過程中，我又翻看梁思成先生的《中國建筑史》，我發(fā)現(xiàn)對于民居，書中的記載很是簡單：“住宅建筑，古構(gòu)較少，蓋因在實用方面無永固之必要，生活之需隨時修改重建。故現(xiàn)存在宅，胥近百數(shù)十年物耳”。中國的建筑史往往連篇累牘地關(guān)注宮殿、寺廟、佛塔等禮儀性建筑，卻忽視以院落為代表的民居，究其原因，民居是為滿足居住之需，又時常修葺重建，存世不多，年代也不甚久遠(yuǎn)。長此以往，與中國人緊密聯(lián)系的民居倒反而乏人問津了。

今天，在劍川古城的任一條街巷穿行，古樸的門樓排列在道路兩側(cè)，直至沒入深處，夕陽掠過飛檐屋脊，在斑駁的泥巴墻上投下水墨畫般的影子，陳舊的木門半掩，女人們在院落里淘米、洗菜，準(zhǔn)備一家人的晚飯，白族老人背著青菜、南瓜，從青石板路上悠然而過。曾幾何時，這樣的場景在中國隨處可見，如今卻已然成為記憶或者舞臺。如此說來，劍川古城便是中國古院落的“活化石”了，它們或許并不精美，也不華麗，卻是親情、家族乃至舊時生活方式的見證，展示著中華民族曾經(jīng)的純樸和古雅。（本文首發(fā)于2017年8月3日《南方周末》）作者蕭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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