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是1919年5月4日發(fā)生在北京的一場以青年學生為主，廣大群眾、市民、工商人士等階層共同參與的，通過示威游行、請愿、罷工、暴力對抗政府等多種形式進行的愛國運動，是中國人民徹底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

鮮為人知，云南百位歷史名人、界務英才、中緬邊界專家、滇西抗戰(zhàn)宣慰史者尹明德先生當時在北京國立工業(yè)專門學校讀書，曾親身參加這一運動，五四運動事隔四十余年，先生把運動的起因和運動經過的情形回憶寫出《北京五四運動回憶》?，F原文轉載以饗讀者（圖：網絡）

尹明德：北京五四運動回憶

一九一九年北京五四運動，是反帝反封建的運動，也是中國舊民主主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劃時代的運動，是中國革命走向新民主主義階段的開始，它在革命過程中的歷史意義是很重要的。作者當時在北京國立工業(yè)專門學校讀書，曾親身參加這一運動，現在把運動的起因和運動經過的 情形回憶寫出，或者不無可供史料參考之處。惟事隔四十余年，難免記憶模糊錯誤的地方，敬希閱者加以指正。

一、五四運動的起因

(1)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十月革命新文化傳播的影響

日本帝國主義于一九一四年九月，乘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機會，派兵進占了我國山東的膠州青島。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帝國主義又向北洋軍閥政府袁世凱提出企圖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極端仇恨，并掀起了抵制日貨的浪潮。袁世凱死后，日本帝國主義又利用北洋軍閥段祺瑞為侵略中國的工具，大量借款給北洋軍閥政府，增加它的勢力，使它與南方對峙，延長中國的內戰(zhàn)，以便日本對中國大肆侵略。一九一八年二月，蘇俄革命政府與德國單獨媾和，協約國東方戰(zhàn)線發(fā)生了變化，同時協約國也不愿蘇俄的勢力發(fā)展，因而它們有共同出兵西伯利亞的企圖。日本帝國主義一方面想乘此機會取得西伯利亞的廣大領土，并代替帝俄時代在北滿的地位，另一方面企圖假道中國，攫取資源，并控制中國的軍權，遂以“共同防敵”的陰謀詭計，勾結北洋軍閥政府與它共同出兵。五月中旬，北洋軍閥政府甘愿充當走卒，與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了“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包括陸海兩方面)。這一消息傳出后，立即引起中國留日學生的憤怒，全體一致罷學回國抗爭。留日學生一千多人回國后(作者也是當時留日學生罷學回國的一人，因不愿再到日本，才考入北京工業(yè)專門學校)，除派代表團到北京向反動政府請求廢除“軍事協定”密約外，并分頭到各省宣傳日本帝國主義勾結北洋軍閥侵略中國的種種罪惡行為，同時進行組織救國團，抵制日貨等愛國活動。這次運動，又一次在全國掀起了廣大人民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深刻仇恨和熱烈抵制日貨的高潮。

一九一七年偉大的十月革命，開辟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新紀元，在世界資本主義的國家里，引起了熱烈的革命浪潮。當時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李大釗、陳獨秀、魯迅等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積極地在《新青年》雜志上傳播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新思潮。在一九一八年十月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時，英、美、法等協約國正在歡欣鼓舞地慶祝勝利的時候，李大釗及時的在《新青年》上發(fā)表了《庶民的勝利》和《Bolshevism(布爾什維)的勝利》兩篇義正辭嚴的文章。這些革命新文化的傳播，指出了正確的方向，對于當時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起到很大的啟發(fā)，從而鼓舞了熱愛祖國的思想意識。青年學生一方面受到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刺激和產生了仇恨，另一方面又受到了革命思潮的影響，這就打下了五四運動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基礎。

(2)巴黎和會召開，中國外交完全失敗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經過四年多的激烈戰(zhàn)斗，到了一九一八年十月，協約國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德奧兩國不支，請求休戰(zhàn)，締結了休戰(zhàn)條約。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英、美、法等國在巴黎召開所謂和平會議，實則是帝國主義的分贓會議。中國既是參戰(zhàn)國之一，應派代表出席和平會議，遂由北洋軍閥政府指派當時的外交總長陸徵祥任首席代表，并派駐美公使顧維鈞，駐英公使施肇基，駐法公使魏宸祖，及南方駐美代表王正廷為代表，共組代表團出席會議。當時中國一般人對于這個會議感到興奮，寄于很大的期望。他們認為協約國已經打敗了強權的德國，公理占了上風，可以使中國擺脫帝國主義的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因此，中國代表向和會提出取消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享有的特權的希望七條：即(一)廢棄勢力范圍；(二)撤退外國軍隊警察；(三)裁撤外國郵局及電報機關；(四)取銷領事裁判權；(五)歸還租借地；(六)歸還租界；(七)關稅自主。并向和會提出取消“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和在大戰(zhàn)期間被日本帝國主義強行占去的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歸還中國。

和平會議為英、美、法、日、意五國所控制，尤以英、美、法三國為會議的核心。中國代表提出希望廢除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享有的特權和“二十一條”，他們說這些問題不在和會議論范圍，一概拒絕。關于中國領土青島問題，雖與討論德國殖民地列入議程，但因英、法兩國與日本先有密約，承認德國在山東的權利讓歸日本，暗中袒護日本。美帝國主義不愿日本獨霸中國，企圖在它一向主張“門戶開放”，“利益均沾”的策略下，對中國獲得更多的利益，故美國總統(tǒng)威爾遜支持中國代表的意見。日本代表以青島是日本向德國作戰(zhàn)取得的，并且中國政府曾經在一九一八年九月照會日本換文中表示“欣然同意”，日本占領青島是有理由的。中國代表駁斥說：一九一八年九月的中日協定，是日本強迫中國簽訂的，不能認為有效。繼后美國建議先將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交由和會暫收，俟中國按照協約國辦法將青島開作商埠，再將前項權益交給中國。日本代表抗議此項辦法，并揚言如山東青島問題不按照日本的意愿處理，則決不加入國際聯盟。又因北洋軍閥政府已簽訂斷送青島的賣國協定，美國也只好讓步不再堅持它的意見，同意日本的要求。這樣中國代表對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歸還中國的要求，遂遭到拒絕而完全失敗。四月三十日，和會議決山東的條款共有三條，即“凡爾賽和約”中由第一五六條至一五八條，把德國在山東所得的一切權利如關于膠州領土、鐵路、礦產及海底電線都放棄歸日本所有。

巴黎分贓會議，中國的要求和希望完全落空。和會為敷衍中國也是“戰(zhàn)勝國”之一，曾把八國聯軍進占北京時被德國掠奪去的天文儀歸還中國，這就算是分給中國的贓物。中國人民到了這時，才認識到所謂“公理”，所謂“永久和平”和威爾遜所倡導的十四條宣言，都是騙人的空話。

二、五四運動經過

(1)北京學生五四運動的爆發(fā)

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在五月一日傳到北京，三日又由各報傳出中國外交失敗的原因，系因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與日本秘密訂立高徐、濟順兩鐵路借款協定時同時交換了一個換文，里面表示“欣然同意”日本占領青島的辦法，以致中國代表受此四字的束縛而完全失敗。北京人士得悉青島交涉失敗的惡耗，無不憤恨，各校學生更加義憤填膺。四月底，北京各校學生已有“五七”示威游行的決議，并曾通電全國各報館各法團希望于是日一致舉行國恥紀念，協力對外，以保危局。嚇得青島交涉失敗后，各校代表即于三日晚在北京大學開緊急會議，有北大學生謝紹敏當場咬破手指寫成“還我青島”四字血書，大家情緒極為憤慨激昂，當即決議提前于四日舉行示威游行運動。當晚有些學校沒有知道參加會議，四日上午，中等以上學校代表又在堂子胡同法政專門學校開會，決定于是日下午一時半各校學生到天安門廣場集合，然后整隊出發(fā)游行。并規(guī)定游行路線由天安門出中華門，先到東交民巷，向美、英、法、意四國使館陳述青島必須歸還中國的意見，促使他們注意，并電告各該國政府。然后轉入崇文門大街，東長安街，趙家樓曹汝霖住宅，將旗幟投入曹宅，表示群眾的憤怒。

當天下午一時半，各校學生齊集天安門，計有北京大學，高等師范，工業(yè)專門學校，農業(yè)專門學校，法政專門學校，醫(yī)學專門學校，中國大學，朝陽大學，匯文大學，民國大學，警官學校，鐵路管理學校，稅務學校等共計十三個學校的學生五千多人。學生每人手持一面白旗，旗上寫著“廢止二十一條”，“拒絕和約簽字”，“誓死爭回青島”，“取消軍事協定”，“反對強權”，“抵制日貨”，“嚴懲親日派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打倒賣國賊”等標語。學生沿途并散發(fā)傳單，傳單內容大意說，現在日本在巴黎和會要求吞并我國山東的青島，這就是日本侵略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的主權，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公使館去要求各國維持公理，望全國工商各界一致起來“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等語。

游行隊伍于下午二時出發(fā)，到東交民巷西口，有外國雇傭的保衛(wèi)隊把守，不準學生隊伍通過。由代表向各國公使陳述請求意見，并要求準學生隊伍通過，終以庚子條約特權的束縛，沒有允許通過。學生隊伍在東交民巷西口外差不多等候了兩個鐘頭，終未得通過使館區(qū)域東交民巷，大家都感到在自己的國家首都，都沒有通行的自由，痛恨帝國主義和熱愛祖國的心情，更加激憤高漲。

當時大家認識到著名的親日派賣國賊有三人，一是交通總長曹汝霖，他是以前袁世凱政府的外交次長，同日本公使日置益交涉簽訂“二十一條”的中國代表；二是駐日公使章宗祥，他是北洋軍閥政府出賣膠濟鐵路經營權和濟順(濟南到順德)、高徐(高密到徐州)兩鐵路建筑權給日本的經手人；三是幣制局總裁陸宗輿，他是一九一五年駐日公使，向日本進行各種借款的經手人。大家對于賣國賊非常痛恨，主張非打倒嚴加懲辦不可。于是游行隊伍遂按照原計劃經東長安街轉往趙家樓曹汝霖住宅，沿途高呼“打倒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口號。沿街市民，佇立觀望，多有拍手表示同情的，足見群眾對于愛國運動是同樣富有熱情的。大約四點半鐘的時候，學生大隊到了趙家樓曹宅，曹宅早有準備，前后門都緊閉，內有一百多名軍警保衛(wèi)，有五個學生不避危險，由后門旁的窗子扒進去，把門打開，大隊學生即一擁而入，全身武裝的軍警，到處布置崗位，見學生人多勢眾，也不敢干涉制止，持槍直立，呆若木偶。曹汝霖聽得學生擁入，即越墻逃出。章宗祥這時也在曹宅，還與日本新聞記者在客廳談話，被學生發(fā)覺，捉住痛打了一頓，若不是日本新聞記者舍身加以維護，在學生盛怒之下，會把他打死。學生找不到曹汝霖，憤怒情緒，難以遏止，所有曹宅室內外擺設器物，盡行打壞，有的竟放起火來燒他的家。大多數學生見曹宅燃燒起來，才紛紛散出。這時軍警反動頭子步軍統(tǒng)領李長泰，警察總監(jiān)吳炳湘坐著汽車率領大隊軍警趕來鎮(zhèn)壓學生，立即下令逮捕少數尚未散出的學生，計共捕去三十二人，其中北大有易克嶷、曹胤虛、許德珩等十九人，高師有熊夢飛等八人，工專有董望翹(云南騰沖人)、李更新(湖南人)二人，其他三人為中國大學及匯文大學校學生。

被捕的學生，當晚即被軍警機關訊問，并逐一搜查身體，意在追究放火責任，但三十二人中，并無一人身帶火柴。當時在黑暗專制反動統(tǒng)治時期，學生不敢承認放火，恐貽反動派以口實，偽稱系曹宅自行放火，借此驅散群眾。軍警機關既未在學生身上搜出火柴，也不敢貿然加以學生放火之罪。

當時北洋軍閥政府中實力派有兩系：一為以段祺瑞為首的安福系，又稱皖系。是親日派；一為以馮國璋為首的直系，是親美派。安福系軍閥認為學生五四運動，是直系軍閥和其他政客(指研究系林長民等)指使的，目的在排擠安福系退出政治舞臺。實則這次學生破天荒的運動，純系赤忱的愛國心所驅使，絕無任何派系所能利用。安福系軍閥主張以嚴厲辦法鎮(zhèn)壓學生運動，解散北京大學，免去蔡元培校長職務，其中尤以徐樹錚最為反動，堅持以高壓手段對待學生。而直系軍閥馮國璋等，主張對學生采取緩和辦法，釋放被捕學生，令各校長嚴加管束。各派系軍閥主張雖不同，而本質則完全一樣，都是要消滅學生的愛國運動。轟轟烈烈空前的五四運動，立刻傳遍了全國和全世界。北京學生即于四日晚把軍警捕去的學生將被反動政府加以非法處理向全國發(fā)出呼吁支援，全國人民都一致同情學生的愛國運動。北京學生由五日起，即采取各校一律罷課行動，要求反動政府釋放被捕同學。又由于北京學生曾通電全國號召于“五七”一致舉行國恥紀念會，反動政府深恐又激成事變，因此也不敢采取安福系嚴厲鎮(zhèn)壓學生的辦法。

北京各校，以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為進步，認為學生愛國運動，熱忱可嘉，應當維護而不應 加以摧殘，對于被捕學生積極進行營救。其它各校長，惟蔡的馬首是瞻，也協力一致營救。軍閥政府受到全國各方面的壓力，乃于五月七日把捕去的學生全數釋放。在釋放學生之先，軍警當局要各校長擔保釋放的學生以后要隨傳隨到，不得違誤。國立八校中，以工專校長洪(镕)最為落后反動，他是日本高工學校畢業(yè)的，平素對學生一味壓制，除死啃書本外，不許有其他活動，校中連體育活動球類都沒有，真是死氣沉沉。五四是星期天，學生持校旗參加游行運動，第二天還受到洪的譴責，認為是違法亂紀，并責備不應把校旗抬著去。同學夏秀峰激動的說：“這是工校的光榮。”洪向夏追問你是何人？名叫什么？大家同學高喊：“這是我們全體同學的一致行動，是我們的良心所驅使，只有親日派賣國賊才說我們是違法亂紀。”洪乃面紅耳赤而退。七日，洪與其他校長去保釋工校被捕同學董望翹、李更新二人，先在校中集合全體同學講話，再三叮囑以后要遵守紀律，不再有軌外行動，并望勸告董、李兩同學保釋出來后，切勿離開北京，以免今后軍警傳訊時無法交人。全體同學堅決保證董、李兩同學釋放后決不會離開北京。洪乃放心去保。由此可知軍閥政府雖然釋放被捕學生，并不是就從此無事。

五四運動的第二天，各校學生代表在北京大學開緊急會議，除議決各校即日罷課要求釋放被捕同學外，并討論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的組織，作為指導學生愛國運動的永久機構。當即推定北大和高師代表草擬組織大綱于六日提交各校學生代表會議通過，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當即于是日宣告成立。學生聯合會組織主要分兩部分：一是評議部，負決議一切進行事項的責任，一是干事部，負辦理評議部所議決一切進行事項的責任。評議部的評議員，由每校推出代表二人組織。干事部則委托北大的學生干事會代為辦理，這樣干事部執(zhí)行評議部議決事件也較為便利迅速。北京學生聯合會組成后，對于指導學生愛國運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同時各校也成立了一個學生干事會，健全了組織。

(2)北大校長蔡元培被迫出走

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主張自由思想，對新舊各派，采取“兼包并容”的辦法，北大教授中有傾向社會主義的李大釗、陳獨秀等，也有極端守舊的辜鴻銘等。他同情社會主義思潮，提倡“平民教育”，使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機會。他并主張“勞工神圣”，曾在天安門演講說：“此次世界大戰(zhàn)，協約國竟得最后勝利，……但是四萬萬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國的十五萬華工，還有什么人，這不算怪事，此后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呵！”在當時，對軍閥官僚的封建斗爭和社會主義新文化思想的萌芽，他是起到一些促進和保護作用的。五四運動時，各校學生代表的活動，多以北大為集會場所，而北大學生在運動中，又居于主動地位，因此，安福系軍閥認為蔡是五四運動的主使者，對蔡極為不滿。五月九日，北京政府的總統(tǒng)徐世昌，有將滋事學生送交法庭依法辦理的命令，而有關軍警法院機關，跟著即傳訊釋放的學生，企圖追究五四運動的策劃主使人。蔡認為北京軍閥政府，毫無悔改的誠意，事已不可為，即于當日秘密離京南行。蔡行前極為秘密，北大教職員和學生多不知情，及知蔡被迫出走，北京教界都大為憤慨！一致請求挽留，但蔡去志堅決，已無法挽回。

(3)五月十九日北京各學校總罷課

五月九日后，北洋軍閥政府派有大量武裝軍警到各學校監(jiān)視，并命令學校禁止學生進行愛國活動。對于親日派賣國賊曹、陸、章三人不惟不加懲處，反而在他們的辭呈上大加獎勉，說曹汝霖是迭任交通、外交、財政總次長“公忠體國”，陸宗輿、章宗祥是先后任駐日公使“有裨大局”的一些故意違反人民公意的話而加以慰留。北京學生對于軍閥政府這些倒行逆施反人民的做法，極為憤怒，當即由學生聯合會議決于五月十九日各校同時宣告全體罷課，并向全國各團體各報館發(fā)出罷課宣言。同時向反動政府提出罷免曹、陸、章等賣國賊，以謝國人，撤除監(jiān)視學生的軍警，巴黎和會有關山東青島問題決不許簽字等項要求。自十九日起，各校學生組織演講隊和文字宣傳，出發(fā)在北京城所有街道胡同以及公園各娛樂場所宣傳講演，盡情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先后對中國的惡毒侵略和無理強占我國山東青島的各種權利，對于軍閥政府勾結日人的賣國罪惡行為，也加以揭發(fā)，并勸告群眾不買日貨，提倡國貨。廣大群眾聽后，深為感動，引起對日本帝國主義和軍閥政府的深刻仇恨。

北京學生自十九日起總罪課后，反動政府對于學生的種種活動，無不加以干涉，所有散發(fā)傳單，露天演講，都被軍警驅散群眾，嚴厲取締禁止。學生聯合會開會地點隨時變動，一經查覺，也被強迫解散。五月下旬，教育部命令各學校限三日內恢復上課，如不遵照，將采取嚴厲鎮(zhèn)壓來

加以恐嚇。學生置之不理。露天演講既被軍警橫加干涉制止，無法活動，學生乃改變方式，采取三人或五人一組，以販賣國貨為名，出入各公園娛樂場所以及茶樓酒館，乘機宣傳活動，也收到一定的效果。五月底反動政府為分散學生勢力起見，各校除應屆畢業(yè)的學生舉行畢業(yè)考試外，其他學生提前放暑假。但各校學生并不受騙，仍團結一致繼續(xù)奮斗。

(4)六三運動的掀起

自五月十九日總罷課以來，加緊宣傳抵制日貨，日人受到很大的影響，反動政府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指責和支持，對學生的鎮(zhèn)壓更加嚴厲，并以極其反動的王懷慶代替李長泰任步軍統(tǒng)領，全城軍警密布，決心鎮(zhèn)壓學生的一切活動。到了六月一日，北洋軍閥政府竟宣布戒嚴命令，宣布解散學生團體，企圖以高壓手段最后制止學生的愛國政治活動，并于二日逮捕了在東安市場販賣國貨的學生七人。不料軍閥政府反人民的壓力愈大，而學生激烈反抗的力量也更增強，北京學生聯合會即于二日議決由三日起，各校學生分三天有計劃有步驟有組織的大量出發(fā)演講，即頭一天每校出發(fā)演講一部分，第二天又出發(fā)一部分，第三天剩下的學生全部出發(fā)。出發(fā)演講的學生，明知會被軍警逮捕，大家準備進監(jiān)獄，誓與反動的惡勢力軍閥官僚戰(zhàn)斗到底，決不屈服。各校的學生按照學聯會的決議由六月三日上午起即出發(fā)演講，每人把小旗一面藏在身上，秘密地一個個到指定地點集合，舉起小旗，每十人為一小隊，開始演講活動。沿街軍警，隨時戒備，并不松懈，一經發(fā)現演講隊，立即加以逮捕，先解到附近的警察分局集合，然后由保安隊武裝兵每兩人夾一個被捕學生解送到北河沿北京大學法科拘留起來。法科的大門前和四周，樹立了許多營幕，軍警嚴密看守，儼然成了一座集中營。當武裝兵押解被捕學生在大街進行的途中，學生們悲壯激烈的邊走邊高喊：“誓死爭回青島”，“誓死反對北洋軍閥政府賣國行為”，“大家一致起來抵制日貨”，“打倒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口號。沿途觀看的市民群眾，對軍閥的暴行，莫不怒形于色表示憤慨！當天被捕的學生共有四百多人，差不多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都有。云南學生被捕的有北大李士賢、王有德，農專羅家楷，清華大學華秀升、施晃，工專尹明德總共六人。

軍閥政府以為三日出外演講的學生一律加以逮捕，此后學生不敢再出來演講了，尤其頑固透頂的步軍統(tǒng)領王懷慶是這樣夸口的。不料這種妄逞淫威反人民的措施適得其反，學生更加憤怒，四日各校出發(fā)演講的學生較三日出來的更多，軍警照樣兇惡的加以逮捕，解送北大法科，法科連頭一次被捕的共拘留了八百多人，已不能再容納，又把四日被捕的一百多人押解到北大理科拘留。被拘留在法科的八百多人，系十八個學校的學生，即北京大學，高等師范，工業(yè)專門學校，農業(yè)專門學校，法政專門學校，清華大學，匯文大學，民國大學，俄文專修館，財政商業(yè)學校，高師附屬中學，公立第一中學，公立第三中學，北京師范，山東中學，甲種商業(yè)學校，畿輔中學，崇文中學等校。

五日各校學生更為激昂，出發(fā)演講的有兩千多人，按照各?？拷攸c分為三路進行演講：第一路由東四牌樓經東單牌樓到崇文門一帶；第二路由西四牌樓經西單牌樓出宣武門一帶；第三路由廠甸前門到東長安街西長安街一帶。這樣規(guī)模浩大的演講隊伍出現在各街市，反動政府恐慌起來了，感覺學生越抓出來的越多，知道用武力高壓手段壓服不了學生。而天津、上海、武漢等各大城市的學生，得知北京軍警大量逮捕赤手空拳的學生，無不激憤，都紛紛起而罷課，上海的商界和工人也在開始罷市罷工，支援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并電反動政府表示憤慨，提出應即釋放被捕學生，并罷免賣國賊曹、陸、章以謝國人。因此，五日出發(fā)演講的學生，軍警不敢再逮捕一人。到了下午六點鐘，連監(jiān)視看守北大法科學生的軍警，都悄悄的全部撤走了。

三日被捕拘留在法科的學生，雖在軍警嚴密監(jiān)視之下，仍不放松組織活動，當晚即在里面組織了一個被捕學生聯合會，仍分評議干事兩部：評議部由各校按被捕人數多寡比例推出組成；干事部有交際、庶務、會計、糾察、衛(wèi)生五股，由各校學生分擔。被捕學生一切有人負責辦理，秩序井然。學生自三日被捕拘禁后，即引起北京各學校教職員、各法團和全城人民群眾關懷同情，各方面紛紛派代表攜帶果品食物前來慰問，甚至有送錢作伙食費的。但學生對于送錢的一概婉言謝絕，不肯收受。

五日下午六點鐘軍警撤走后，學生即自行派人輪流守衛(wèi)大門，學生無一人外出。六日下午教育部派代表四人前來慰問，并勸學生回校。學生推代表表示說：“我們既被捕而來，不能無條件叫我們回去，政府為何逮捕我們？應把理由說明白。我們要求巴黎和會我國代表對山東青島問題拒絕簽字和懲辦賣國賊曹、陸、章三人，政府迄無明白表示。在‘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兩事政府沒有表示態(tài)度和沒有向被捕學生認錯道歉以前，我們決不離開此地回學校。”教育部代表允將學生要求轉達政府而去。

當時北京政府的國務總理是錢能訓，而實際控制的是安福系軍閥，鑒于逮捕學生事態(tài)的擴大，已引起全國性的罷課、罷市、罷工的形勢，反動政府深為恐懼，乃不得不于七日上午九時派國務院秘書曾彝進偕教育部兩個司長到北大法科代表政府向被捕學生講話道歉！曾講話大意說：“這次學生激于愛國義憤，組織演講宣傳，是維持國家主權的正當行為，軍警逮捕拘留，自知處置失宜錯誤，今日特派我等代表政府前來向大家道歉，望同學體念政府苦衷，即日回校上課。國家今后的一切建設，進而達到富強，責在大家同學身上，希望以學業(yè)為重，早日恢復上課。至于巴黎和會中國代表拒絕簽字問題和懲辦曹、陸、章事件，政府自當衡量處理。”曾等走后，被捕學生聯合會即召開會議，多數認為反動政府既自認錯誤，派代表前來道歉，我們的要求一部分已達到，至于和會拒絕簽字和懲辦賣國賊兩事，以后還可以繼續(xù)力爭，主張應即回校與其他同學共同策劃今后進行活動方針。在外的學生聯合會，也認為反動政府既派代表表示認錯道歉，亦希望同學即日回校。于是被捕同學即于七日下午五時在萬人歡呼聲中各自整隊回校。

被捕學生回校后，各校學生仍繼續(xù)加緊進行宣傳活動，而反動政府軍警已不敢干涉。學聯會并提出如政府不懲辦賣國賊與和會拒絕簽字，各學校仍繼續(xù)罷課，奮斗到底。而上海、南京、天津、武漢以及其他各大城市的學、商各界由六月五日起，都相繼罷課罷市。尤其重要的是上海在日本紗廠的男女工人和商務印書館的印刷工人在五日先后罷工的就有兩萬人以上。上海工人罷工的聲勢，隨即波及其他各地，接著滬寧鐵路、滬杭甬鐵路的總機廠工人，并京漢鐵路的長辛店工人，京奉鐵路的唐山工人以及其他地區(qū)的工人，都相繼罷工，一致支援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到這時愛國政治斗爭運動，已不僅是單純的知識分子的運動，而發(fā)展成為有廣大的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全國群眾性的革命運動了。北洋軍閥政府雖然蠻橫無理，看到這種運動的浪潮越來越大，也不得不屈服，乃于十日明令罷免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職務。反動政府既經屈服，運動已獲得初步勝利，六月十二日，北京和各地的學生開始復課，商界恢復貿易，工人復工，但對于“外爭國權”巴黎和會拒絕簽字的運動，仍在繼續(xù)進行。

(5)包圍總統(tǒng)府強迫徐世昌電令中國代表拒絕和會簽字

六三運動對于“內懲國賊”的目的，雖已達到，但對于“外爭國權”這一斗爭的目標，并沒有放松。到了六月二十五日，聽說巴黎和會的“凡爾賽和約”將于二十八日簽字，大家聽到這個消息，情緒極為緊張，當即由學聯會議決于二十六日下午一時，各校學生到新華門總統(tǒng)府向總統(tǒng)徐世昌請愿，要他打電報給中國出席巴黎和會代表對于山東青島喪權辱國的條款拒絕簽字。各校男女學生按時齊集新華門請求見徐，但徐拒不接見。學生們守候不走，認為時機迫切，非見徐不可，直到晚上八時，徐仍不見。各校代表臨時商議決定，所有女生一律回去，男生則露宿新華門前(作者系當日參加請愿露宿者之一)，一定要等到徐接見允許拍電給代表拒絕簽字才回去。露宿守候到第二天上午九時，徐看光景不接見學生不走，乃允許推代表五人入府接見。適天津各界代表請愿團也趕到，并推代表二人一同入見。代表等見徐，說明山東青島一切權益，全國人民堅決反對轉讓給日本，請示總統(tǒng)迅速電告中國代表不許簽字，萬一電報到巴黎而中國代表已簽字，將來政府不予批準。這些要求，徐內心是不愿這樣做的，但學生已包圍總統(tǒng)府一天一夜，迫不得已，徐只得答允照代表們的要求辦理。于是各校學生才回學校。

到了二十八日這一天早晨，留學法國的巴黎的學生和華僑，知道國內群眾對拒絕和約簽字的運動很激烈，也結隊到中國代表住處阻止他們赴會簽字，并聲言代表如要去簽字，大家就要照國內學生對待曹、陸、章的辦法對待他們。后來中國代表沒有出席簽字。大家得知后，感到“外爭國權”的反帝斗爭也獲得了初步的勝利，心情上感到愉快。

(6)五四運動獲得勝利的原因

五四運動對于巴黎和會的分贓會議，卒能使中國代表拒絕簽字，不讓和會把山東青島的權益斷送給日本帝國主義強盜。又對于懲辦賣國賊曹、章、陸三人，終能使北洋軍閥政府屈服罷免了他們。這些勝利，是經過一系列的艱苦斗爭才取得的。所以能取得這些勝利，我認為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九一五年日本提出苛刻的“二十一條”，北洋軍閥政府屈從日本軍國主義分子，訂立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條約，激起進步人士和全國人民的義憤，尤其青年學生具有純真的愛國熱情，更是怒不可遏；加以十月革命甫經勝利，也鼓舞了青年學生的革命情緒，有了這兩個因素，就使運動如烈火燎原，形成了劃時代的革命運動。

五四運動斗爭的目標是“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徹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正義斗爭運動，符合于全國人民的愿望，因而得到廣大群眾的熱烈支持。

有系統(tǒng)地組織領導，如學生聯合會，各校學生干事會等組織，故能有條不紊地開展斗爭進行到底。

有步驟的進行斗爭。在運動期間，學聯會隨時針對反動政府的措施，斟酌情況，給以有步驟的斗爭回擊，使反動政府窮于應付，不得不低頭屈服。

發(fā)揮了堅強團結，不屈不撓斗爭到底的精神。既不怕反動軍閥兇惡的淫威鎮(zhèn)壓，更不受無恥政客的利誘(六三運動學生被捕拘留在北大法科時，梁啟超的弟弟梁某和安福系分子吳光新都送錢給學生作伙食費，但學生拒絕不受)，大家始終團結一致的堅持斗爭到底?？偟恼f來，勝利取得的最大原因，一方面是有革命戰(zhàn)士共產黨員李大釗等的領導，另一方面是得到全國廣大人民的熱烈支持。    

責任編輯：吳敏昆 尹達天

審核：尹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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